引用本文
王彦星, 郑群英, 晏兆莉, 卢涛. 气候变化背景下草原产权制度变迁对畜牧业的影响——以青藏高原东缘牧区为例. 草业科学, 2015,32(10):1687-1694
WANG Yan-xing, ZHENG Qun-ying, YAN Zhao-li, LU Tao.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of grass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its impact on animal husband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s ——A case study from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Pratacultural Science,2015,32(10): 1687-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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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草原产权制度变迁对畜牧业的影响——以青藏高原东缘牧区为例
王彦星1,2, 郑群英3, 晏兆莉1, 卢涛1
1.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41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1731
通讯作者:卢涛(1975-),男,四川成都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环境变化格局、过程及区域适应对策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第一作者:王彦星(1990-),男,山西临汾人,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 2015-06-23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71126);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协议项目(MT KAILASH)
摘要

气候因子与草原产权制度是牧区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利用青藏高原东缘红原牧区1961-2007年期间的气象观测资料及畜牧生产统计资料,分析该牧区的气候变化特征,以及草原产权制度变迁对当地牲畜数量、结构、幼畜成活率以及牲畜死亡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红原牧区气温呈持续上升趋势,增温幅度0.27 ℃·10 a-1,且冬季增温最为显著;降水呈减少趋势,降低幅度-11.98 mm·10 a-1;干燥度呈上升趋势。该区的气候特征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幼畜成活率,但极端气候的增加对牲畜死损率的影响明显。然而,相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对该区畜牧业的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

关键词: 草原产权制度; 气候变化; 畜牧业; 藏族牧民
中图分类号:S8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629(2015)10-1687-08 doi: 10.11829\j.issn.1001-0629.2015-0132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of grass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its impact on animal husband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s ——A case study from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WANG Yan-xing1,2, ZHENG Qun-ying3, YAN Zhao-li1, LU Tao1
1.Key Laboratory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Sichuan Academy of Grassland Sciences, Chengdu 61173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LU Tao E-mail:[email protected]
Abstract

Climatic factors and grassland property right system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livestock husbandry production.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effect between them has been largely overlooked with lack of causal linkage. Using meteorological data (1961-2007) and livestock production statistical data from Hongyuan County in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 study was mad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of grass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its impact on livestock numbers, structures, and survival rate of pups and livestock morta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s a whole, the temperature showed a warming trend with a rising rate of 0.27 ℃·10a-1, and the most evident warming occurred in winter. Precipitation had been found decrease with the rate of -11.98 mm·10 a-1. Moreover, an obvious tendency of drying had also been found in the last 50 years. In general, the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will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calves and it is obvious that the extreme weather have great negative effects on livestock death. Compared 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of grassland property right plays a strong and leading role in livestock husbandry.

Keyword: grassland property right; climate change; livestock husbandry; Tibetan herdsmen

我国是世界上第二草原大国, 拥有天然草原面积3.93亿hm2, 约占国土地面积的41.7%。草原畜牧业是草原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草原畜牧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而其发展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 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1, 2, 3]。相关研究表明, 牧草的产量、牲畜生长以及繁殖都与气候因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诸多与气候相关的因素也对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如雪灾、冻土变化和草地沙化等[4, 5]。近年来, 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畜牧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6, 7]。与此同时, 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还受到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 如增收需求的增加、城镇化的推进以及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8, 9], 其中草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10, 11, 12, 13, 14, 15, 16, 17]。如敖仁其[12]对从古至今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与创新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赵成章等[13]认为, 草原产权制度与草地过度利用密不可分。然而, 以往的研究往往把气候变化和产权制度对畜牧业的影响割裂开来单独研究, 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某一个方面的作用和机制探讨, 而忽视了二者的相互作用。因此, 本研究从气候变化与草地产权制度变迁两个角度, 分析不同因素对畜牧业影响, 对于深入认识畜牧业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 区域经济以草地畜牧业为主, 产业结构单一, 牧民对畜牧业的依赖程度高, 当地牧民生计与畜牧业发展状况关系紧密。同时该区也是生态脆弱区, 气候变化对畜牧业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些因素使得这一地区畜牧业更为敏感, 牧民生计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此, 本研究选取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红原牧区为研究对象, 分析当地气候变化和草原产权制度变迁特征, 分析不同因素的变化对畜牧业的影响, 将有助于牧区制定更加合理的草地产权制度, 为改善牧民生计水平提供参考, 并为指导该区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资料及数据分析
1.1 研究区域及资料

红原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31° 50'-33° 22' N, 101° 51'-103° 23' E), 于1960年7月正式建县。2013年末, 红原县常住人口为4.5万人, 其中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3.8%, 是以藏族聚居为主的纯牧业县。

气象资料选用红原气象站1961-2007年期间的年、月、日气温以及降水量等地面观测数据。用1961-1970年平均值代表60年代, 1971-1980年平均值代表70年代, 1981-1990年平均值代表80年代, 1991-2000年平均值代表90年代, 2001-2007年平均值代表21世纪初, 多年平均值为1961-2007年平均值。不同季节划分:春季为3-5月, 夏季为6-8月, 秋季为9-11月, 冬季为12月-翌年2月。生长季为5-9月。

表2 红原牧区气象要素与牲畜情况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2 Coefficient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livestock situation

畜牧业数据来源于红原县畜牧局提供的畜牧生产统计资料, 包括1949-2007年间红原地区大牲畜(包括牦牛、犏牛、杂牛以及马)存栏量和羊(包括绵羊和山羊)存栏量数据, 以及幼畜成活率、成畜死损等相关数据。其中1960年正式建县前的数据为红原县管辖区域内的统计数据。羊单位的换算方法为:1只羊等于1个羊单位, 1头大牲畜等于5个羊单位。

1.2 数据分析

通过Origin 8.5对气象数据和畜牧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用SPSS 21.0对幼畜成活率、牲畜死损率与不同季节平均温度和降水量之间进行相关分析; 用Origin 8.5进行绘图。

2 红原地区气候变化特征
2.1 气温变化特征

红原地区的多年平均温度为1.43 ℃, 4-10月的月均温高于0 ℃, 11-3月的月均温低于0 ℃, 7月份最高, 为11.0 ℃, 1月份最低, 为-9.9 ℃(图1a)。

图1 红原牧区月平均温度和降水量Fig.1 Average monthly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在1961-2007年期间, 红原地区温度线性拟合倾向率为0.27 ℃· 10 a-1, 呈上升趋势(图2), 增温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增温速度(0.044 ℃· 10 a-1)[18]。在不同年代中, 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低于平均气温, 分别偏低-0.38、-0.27和-0.08 ℃, 而90年代和21世纪初分别高于平均气温0.21和0.76 ℃, 21世纪初均温比60年代高1.14 ℃。年代平均温度一直上升。从不同季节来看, 红原地区在不同季节温度都表现出增高趋势, 冬季增温最高, 为0.47 ℃· 10 a-1, 春季、夏季和秋季分别为0.16、0.19和0.25 ℃· 10 a-1。总体来看, 红原地区气温呈现持续上升, 四季都在增温, 冬季增温最高的特征。

图2 红原牧区年平均温度的年际变化Fig.2 Temporal variation of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2.2 降水量变化特征

1961-2007年期间, 红原地区多年降水量平均值为746.5 mm, 其中在1975、1983和1999年的降水量超过了900 mm。降水主要集中在5-9月, 占全年降水的76.9%(图1b)。

近50年红原地区降水量线性拟合倾向率为-11.98 mm· 10 a-1, 呈下降趋势(图3), 小于全国年降水递减率(-12.69 mm· 10 a-1)[18]。其中70年代和80年代年均降水量较多, 分别高于多年平均降水量30.62和43.67 mm; 6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年均降水量均低于平均年降水量, 分别偏低19.98、6.29和68.62 mm; 21世纪初年均降水量比80年代低112.29 mm。在不同季节变化趋势上, 红原地区春季和冬季降水有所增加, 分别为3.29和2.70 mm· 10 a-1, 而夏季和秋季降水量均呈下降趋势, 分别为-6.39和-9.14 mm· 10 a-1; 在生长季(5-9月), 降水量呈下降趋势, 为-11.51 mm· 10 a-1。

图3 红原牧区年降水量和干燥度指数的年际变化Fig.3 Temporal variation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aridity index

由此可见, 红原地区降水量总体呈现减少趋势, 春、冬季节降雨增加, 夏、秋季节降水减少, 生长季的降水量减少明显; 在70、80年代降水量较多, 从90年代至今降水量逐渐减少。

2.3 干燥度变化特征

参考国内外的计算方法, 本研究中, 以积温来计算草地干燥度指数[19, 20, 21, 22]。计算公式如下:

K= C∑T5-9R.

式中, K为干燥指数, 其值越大说明越干燥, 反之越小说明越湿润; ∑ T5-9为牧草生长季(5-9月)≥ 0 ℃积温; C为海拔高度修正系数, 本文中取C=0.32。 C∑ T5-9表示蒸发力。R为同期降水量。

红原地区干燥度指数线性拟合倾向率为0.032· 10 a-1, 呈上升趋势(图3)。干燥度指数除了2006年和2007年之外, 都小于1, 说明红原地区整体气候环境较湿润。在不同年代中, 60年代和70年代干燥度指数分别为0.75和0.71, 80年代最为湿润, 干燥度指数为0.67。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逐渐干燥, 分别为0.78和0.89, 暖干化趋势明显。

3 红原牧区草原制度变迁进程分析

建国以来, 红原牧区的草原管理以及产权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表1)。

表1 建国以来红原牧区草原制度变迁 Table 1 Transition of pastur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since the PRC founded

第1阶段为公地公管, 部分私有阶段(1949-1958年):草原公私并存, 牲畜私有。1959年民主改革完成以前, 红原县牧区范围内主要有4个部落联盟, 即安曲、麦洼、卡尔格桑、壤口部落联盟, 牧区处于封建部落阶段。草原制度具有部落公有和私人占有的二重性, 即夏季草原的公有制, 以及逐渐形成的冬季草原私人占有制, 但私人占有的草地还是受到部落组织的制约。在当时, 牧区生产力较低, 与草原的价值相比, 作为私有财产的牲畜是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23]。因此, 在这一阶段, 畜牧业经济具有私有制性质, 却带有“ 牧区公社” 的特征, 为封建领主经济制。

第2阶段是公地共管, 公有阶段(1959-1984年):草原公有, 牲畜公有。在民主改革时期, 由于当时少数封建牧主的武装叛乱, 中央政府将牧区的平叛、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一并进行。至1958年底, 红原县民主改革基本完成。1964年全县制定了牧区生产合作社政策、制度和办法, 牲畜由牧业社统一经营, 统一分点放牧。在经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逐步发展过程后, 至1973年, 红原县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化, 实行政社合一, 全县共建立10个人民公社。在这段时期, 草原和牲畜逐步公有, 牧区畜牧业经济逐步形成集体经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红原牧区实行了牲畜“ 以劳组群” 的联产责任制, 调动牧民积极性。直至1985年牲畜私有前, 红原牧区草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 畜牧业经济仍旧属于集体经济阶段。

第3阶段为公地私管, 部分私有阶段(1985-1994年):草地公有, 牲畜私有。从1985年开始, 红原牧区对集体牲畜实行“ 作价归户, 私有私养” , 除国营牧场保持有国有畜牧业经济外, 其余均在国家草原进行私有经营, 形成牲畜家庭私有的承包经营制度, 确定了牧民在畜牧经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24]。

第4阶段为深化私有, 私地私管阶段(1995年至今):草地承包到户, 牲畜私有。1995年, 红原县率先在龙日乡、阿木乡等地试点推行草原承包到户责任制。至1998年的4年间, 红原县将冬春草原承包到户、夏秋草原承包到联户或户, 顺利完成了可利用草原承包工作, 明确了各乡(镇)、村、户之间的草原界限及使用权属, 全面落实了草原承包, 形成家庭草原牲畜承包经营制。

4 气候变化对畜牧业的影响

红原县畜牧品种以麦洼牦牛和藏系绵羊为主, 还有部分河曲马、犏牛以及杂交牛。通过红原地区幼畜存活率和牲畜死损率统计数据, 研究分析其与温度、降水量以及干燥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在成活率方面, 红原牧区羔羊成活率平均为82.2%, 变化曲线拟合倾向率为0.74%· 10 a-1, 与春季温度呈显著正相关(P< 0.01); 大牲畜的存活率平均为85.0%, 变化曲线拟合倾向率为0.21%· 10 a-1, 与温度呈正相关, 与夏季降水量呈负相关, 但相关性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 0.05)。藏系绵羊一般7-9月配种, 孕期148~154 d, 12月-翌年2月产羔; 而牦牛一般7-9月配种, 翌年4-6月产犊。由此可见, 在产犊季节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 气温高、降水少的条件有利于幼畜成活, 因此, 红原地区气候变化趋势利于幼畜成活率的提高。

在牲畜死损率方面, 大牲畜年平均死损率为6.2%, 变化曲线拟合倾向率为0.15%· 10 a-1; 羊的年均死损率为10.9%, 变化曲线拟合倾向率为0.12%· 10 a-1; 大牲畜和羊的死损率都与夏季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P< 0.05), 分别与秋季温度和夏季温度呈显著正相关(P< 0.05)。究其原因, 夏秋季节温度的升高以及降水量的增多, 都会导致牲畜致病的可能性增大。

除了在长时间尺度上温度、降水变化对牧业产生影响之外, 短期内极端气候也是影响畜牧业的重要因素[5]。在1999年和2005年, 红原牧区夏季降水量分别高达496.4和402.5 mm, 使得这两年牲畜死损率大幅增加, 其中大牲畜死损率分别为12.0%和10.6%, 死损率更是高达16.8%和19.7%, 远高于平均水平。因此, 在长时间尺度上, 气候因素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畜牧业, 但短期内的极端气候对畜牧业的影响作用更为突出。

5 产权变化对畜牧业的影响
5.1 封建部落制时期(1949-1958年)

在这一时期, 红原地区草地属于部落公有, 部落首领对草地具有支配权。当时牧区实行夏秋游牧和冬春定居放牧的制度, 夏季草原为公有, 较为重要的冬季草原多为部落首领私人占有。在夏季草原, 部落首领与普通牧民无异, 而部落首领对冬草原所有权的篡夺, 使部落牧民逐渐成为依附民。在牲畜数量方面, 牧主(部落首领、寺庙)阶层占有大量的牲畜, 人均有40头牛, 而贫民阶层人均只有3.9头, 甚至部分贫苦牧民不占有牲畜。这一时期红原地区畜牧业生产力水平较低, 发展较为缓慢。至1958年底红原地区大牲畜10.3万头, 羊1.7万只。1949年到1958年, 羊单位年均增长率仅为1.56%(图4)。牧区的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现象, 严重地束缚和阻碍了当地畜牧业生产力的发展。

图4 红原牧区牲畜数量和羊单位变化Fig.4 Temporal variation of livestock number and sheep unit

5.2 集体经济时期(1959-1984年)

在1959年至1974年间, 红原地区畜牧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截止到1974年底, 红原地区大牲畜数量由1958年底的10.26万头增加到27.75万头, 年均增长率为6.43%; 羊的数量由1958年底的1.74万只增加到15.86万只, 年均增长率为14.51%; 羊单位年均增长率为6.94%。这一时期, 草地产权和牲畜逐步公有, 畜牧业的发展都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这种制度相比于封建部落时期,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由于草原和牲畜公有, 人民公社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轮牧, 所以虽然牲畜数量大幅度增加, 但并未导致草原沙化、退化[14]。但从整体来看, 由于这种产权制度的目的是追求将社区内的不平等减少到最低程度, 因而, 这种制度不提供劳动激励规则, 从而出现了劳动激励缺乏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15]。

而在1975年至1977年之间, 红原牧区牲畜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1977年大牲畜数量比1974年减少1.86万头, 下降6.71%; 1977年羊的数量比1975年减少0.90万只, 下降5.37%。分析其原因, 一方面牧区在1975年和1976年降水量分别达到990.1和871.1 mm, 连续两年的强降水气候, 使牲畜死损率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牧民生活受到“ 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 同时耗劳高、效率低的改土造地运动, 也对牧区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红原畜牧业的发展有所下降。

从1979年开始, 牧区实行了牲畜“ 以劳组群” 的联产责任制, 对改变劳动管理混乱, 克服评工记分的平均主义, 调动牧民的积极性, 促进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 畜牧业发展态势得到了改善, 牲畜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到1981年底, 红原地区大牲畜共29.42万头, 羊20.74万只, 与1977年相比, 大牲畜增长15.62%, 年均增长率3.25%, 羊增长29.57%, 年均增长率7.03%。1982到1984年期间, 大牲畜增加幅度有所放缓, 羊的数量出现下降, 总体羊单位保持稳定, 这可能与这3年有较多的降水, 导致牲畜死损率有所增加有关。

5.3 家庭承包经营制(初期)(1985-1995年)

红原地区于1985年实行牲畜折价归户。除国营牧场保持有国有畜牧业经济外, 其余均在国家草原及耕地上进行私有经营。这种牲畜家庭私有的经营制度, 充分发挥了其内在的劳动激励机制, 极大地调动了牧民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 牲畜数量呈现较快的增长, 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到1988年底, 大牲畜数量由1984年的30.60万头猛增到38.67万头, 增长21.78%。同时这一时期红原地区牲畜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大牲畜持续增加; 羊的数量明显减少, 从1984年的15.41万只迅速下降到1988年的5.68万只, 下降幅度高达67.99%。究其原因, 由于家庭拥有了牲畜自主权,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调整家庭饲养牲畜的结构。例如, 由于羊的抗自然灾害能力低、饲养周期短, 繁殖、防疫等方面较繁琐, 而牛的饲养相对较省事, 且耐粗饲, 因此很多牧户逐渐减少羊只饲养。同时, 在草原质量不高、草地退化的背景下, 饲养相对省事、且耐粗饲的牦牛往往成为更好的选择。牲畜结构的变化是牧民降低家庭经营的风险, 适应自然变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一种选择[24]。总体上, 在1985-1988年间牲畜数量持续增长, 羊单位增加了13.57%, 年均增长率为2.60%。

在经历改革初期畜牧业快速发展之后, 由于牲畜家庭私有是建立在草地公有的基础上, 草原产权的不明确, 致使牧民竞相增加牲畜数量。掠夺式地利用草原, 造成“ 公地悲剧” 现象频繁发生。这种草地资源所有者行为错位导致了产权制度作用有限, 并直接导致了严重的草地退化[16]。红原牧区牲畜数量在经过一个快速增长之后, 发展出现停滞, 在1989-1995年间, 大牲畜数量维持在37万头左右, 羊的数量由5.68万只下降到4.07万只。

5.4 家庭承包经营制(1996年至今)

1996年草地承包在红原县开始试点, 1998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草原承包到户, 随后开展了牧民新村建设, 人草畜三配套等工程, 牧民生产生活方式也从游牧逐渐转变为半定居或定居。这一时期红原地区牲畜数量有所减少, 截止到2003年, 大牲畜数量为34.38万头, 羊的数量为3.16万只, 与1995年相比, 大牲畜减少了7.45%, 羊减少了22.56%, 羊单位减少7.77%。分析其原因, 一方面随着草原承包后, 牧民实际能够使用的草原面积减少了, 相应地减少了饲养牲畜的数量; 另一方面, 草原的承包经营, 虽然解决了草原上常出现的“ 大锅饭” 现象, 但分散的放牧方式导致草原的不合理利用, 使得草原退化的现象并未改善。

2003年至2009年间, 红原县前后实施了8批国家天然草原退牧还草项目, 共下达建设任务610万亩(约合40.67万hm2), 其中禁牧213万亩(约合14.2万hm2), 休牧397万亩(约合26.47万hm2)。这一时期, 国家和牧民对草地建设的不断投入, 以及人草畜三配套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等的实施, 改善了畜牧生产的条件。因而, 在此期间, 红原县牲畜数量有所提升。截止到2007年, 大牲畜数量为38.87万头, 羊的数量为4.22万只, 与2003年相比, 大牲畜增加了13.05%, 羊增加了33.99%, 羊单位增加13.43%。

6 结论

1)气候变化给畜牧业生产带来的影响既有正效应, 也有负效应。近50年来, 红原牧区气温持续上升, 降雨明显减少; 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 气候呈现暖干化趋势, 这有利于牲畜幼畜成活率的提高; 而在短期效应中, 极端的气候条件则会导致牧区牲畜死损率明显上升。总体来看, 红原牧区气候的长期变化趋势有利于畜牧业的生产, 而短期内的极端气候则对畜牧业不利。

2)产权制度的变迁对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草原产权制度引导着牧民选择何种方式来利用草原, 并决定着牧民饲养牲畜的数量和结构。合理的产权制度, 不仅能够有效调动牧民积极性, 提高牧民生活水平, 而且对于保护牧区生态环境也至关重要。牧民作为牧区最基本的决策单位, 其不同的生计策略反映着不同草原产权制度对畜牧业产生的作用, 同时也进一步影响着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因此, 草原产权制度主导着牧区畜牧业的发展, 而畜牧业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对草原产权制度的变革具有影响。

3)气候变化和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对牧民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在长时间尺度上, 气候的变化趋势对于畜牧业的影响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 而极端气候带来的则是快速的影响。相对于气候变化, 草地产权制度对畜牧业的影响更为广泛, 且具有不确定性。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在制度改革之初是无法预料的。对于牧民来说, 相比气候变化对畜牧业的影响, 草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所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

4)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需要因地制宜的政策, 更要积极地执行和落实政策[25]。因此, 在提高牧区畜牧业抵御极端气候能力的同时, 根据草原产权制度实施过程中畜牧业发展以及牧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地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 进而从政府层面完善相关产权制度, 这对于畜牧业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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