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金藏玉, 林慧龙, 王成纲. 从我国居民肉类与粮食产量和消耗量分析农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草业科学, 2016,33(2):330-337
Jin Cang-yu, Lin Hui-long, Wang Cheng-gang. Adjust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eat in China. Pratacultural Science,2016,33(2): 330-337  
Permissions
Copyright©2016, 《草业科学》编辑部
《草业科学》编辑部
从我国居民肉类与粮食产量和消耗量分析农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金藏玉1, 林慧龙1, 王成纲2
1.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2.美国德州理工大学农业和应用经济系,德克萨斯 拉伯克 79409
林慧龙(1965-),辽宁沈阳人,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和草业科学。E-mail:[email protected]

第一作者:金藏玉(1991-),安徽太和人,女,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E-mail:[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 2015-09-09
基金: 基金项目: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项目“在开放市场下牛羊肉对猪肉的替代动态均衡研究”(SKLGAE201502)
摘要

我国经济的发展促使居民膳食结构升级换代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本研究试图从农业系统食物产出中的肉食和粮食产出分析我国现行农业系统的结构性问题与缺陷。采用H-P滤波分析,通过对我国耗粮型和非耗粮型肉类产量以及粮食的稳定性与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发现:1)1992-2012年间,我国人均粮食消耗量、人均耗粮型肉类消耗量和人均非耗粮型肉类消耗量之比由1992年的70.53∶6.36∶1变化为2012年的9.37∶2.68∶1,人均粮食消耗量在人们膳食结构中显著降低,肉类消耗逐步上升;2)目前我国肉类产量处于波动上升阶段,随着肉类产量和消耗量大幅增加,继而使得粮食消耗增加;3)粮食产量稳步增长,但自2000年以后,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在逐渐减小。因此,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下,肉类需求的上升和粮食增长潜力减小的矛盾逐渐凸显,这使得降低动物粮食需求成为必要,增加食草性的非耗粮型肉类的产出,发展草地农业成为了可选的途径。

关键词: 耗粮型和非耗粮型肉类产量; H-P滤波法; 农业结构调整; 草地农业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629(2016)2-0330-08 doi: 10.11829/j.issn.1001-0629.2015-0252
Adjust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eat in China
Jin Cang-yu1, Lin Hui-long1, Wang Cheng-gang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Agro-ecosystems, College of Pastoral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Texas Tech University, Lubbock, Texas 79409, US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n Hui-long E-mail:[email protected]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upgrading of dietary structure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trend. The paper aims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t and grain production. H-P filter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adopted to analyze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grain-consumption and non-grain-consumption meat production.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atio among Chines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grain,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non-grain-consumption meat an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grain-consumption meat had been changed from 70.53∶6.36∶1 to 9.37∶2.68∶1 during 1992 and 2012. This revealed that Chines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grai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eople’s diet whereas the meat consumption gradually increased. Chinese meat production fluctuated in recent years.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meat production and a large increase in meat consumption, in turn, madean inevitable increase in food consumption.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ed steadily but the potential for grain production had been gradually reduced since 2000. Therefore, under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adjustment of Chinese residents’ dietary structur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sing demand of meat and the decreasing supply potential of grain gradually stand out, which makes the reduced demand for grain becomes necessary. Under the pressure of huge grain demand, increasing the production of non-grain-consumption mutton and beef, developing pastoral agriculture become optional ways.

Keyword: grain-consumption and non-grain-consumption meat production; H-P filter;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pastoral agriculture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 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1]。与粮食对应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膳食结构。目前, 世界人们膳食结构大概有4种:1)发达国家模式。以动物性食物为主, 人均动物类食品消费量高达270 kg· a-1, 粮食的消耗量不足60~70 kg· a-1; 2)发展中国家模式, 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人均植物性食品消费量高达200 kg· a-1, 肉类食物消费不足5 kg· a-1; 3)日本模式, 兼具动物性食品和植物性食品, 各类食物消耗量较平衡, 人均粮食消耗量110 kg· a-1, 人均动物性食物消耗量135 kg· a-1左右; 4)地中海模式, 居民碳水化合物和不饱和脂肪摄入量高[2]。一个固定膳食模式的形成, 其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农业系统作支撑, 即每种膳食结构模式分别有其相应的农业结构模式。例如, 美国和西欧主要为包括农场、农业销售系统、投入供应系统以及政府服务机构等现代化农业系统, 事实上, 他们对肉类的需求是跟农业结构的发展水平相吻合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居民的膳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3], 目前我国居民的膳食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模式, 肉类产品消费逐渐增加[4], 1998-2012年, 农村居民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由23.55 kg· a-1上升到37.37 kg· a-1; 城镇居民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耗量由1998年的49.10 kg· a-1上升到2014年的75.37 kg· a-15。但无论农村居民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还是城镇居民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 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模式中的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270 kg· a-1和健康合理的日本模式的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135 kg· a-1。我国现在正处于食物结构升级换代的转折期, 经济发展带来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未来我国居民潜在的肉类消费量将非常巨大, 对我国肉类产品产量需求也将持续增高。而农业系统本质上是食物生产系统, 其最根本的使命是生产食物, 肉类作为人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农业系统的综合集成度要求更高,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农业系统结构的写照或反映。因此, 我国现有的农业系统是否与我国人们的膳食结构相匹配, 是否跟得上膳食结构升级的节奏, 涉及到对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周期、趋势、波动等问题的分析。近年来, 使用H-P滤波法进行大规模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越来越多, 主要集中在周期波动的研究上。叶明华[6]用H-P滤波分解模型, 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与稳定性进行了分析。高帆[7]基于H-P滤波法也对我国粮食生产的波动和影响其波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江六一等[8]使用H-P滤波法对猪肉的价格波动进行了分析。周晓媛[9]基于H-P滤波法探寻猪肉价格波动的内在因素。岳冬冬[10]对中国生猪生产与价格波动特征用H-P滤波法作了研究。把肉产品和粮食结合起来, 使用H-P滤波法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目前还没有涉及。

为分析我国肉类产量稳定性和发展趋势与粮食产量稳定性和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我国现行农业结构中粮食生产潜力不足而肉类需求旺盛的问题, 本研究拟探明:1)通过对我国人均耗粮型肉类消费量、人均非耗粮型肉类消耗量以及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对比, 揭示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以及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 2)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粮食产量数据和1982年以来耗粮型与非耗粮型肉类产量数据进行H-P滤波分析, 以找出我国粮食与肉类产量稳定性和发展趋势, 透过两者的对比关系, 试图找到农业结构中背离的部分; 3)通过对我国肉类产量未来需求增长趋势与粮食增长潜力的背离分析, 试图为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论证一条新的可选途径, 从而发展草地农业。综合以上分析, 以期为我国迎合食物升级换代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指出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把居民消耗的肉类产品分为耗粮型肉类产品和非耗粮型肉类产品, 为便于数据计算和统计, 耗粮型肉类产品主要包括猪肉、禽肉和蛋类, 非耗粮型肉类产品主要包括牛肉、羊肉以及奶类, 因为鱼肉消耗量所占比例较少, 没有加入统计。1992-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各类食物消费量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把我国城市人均各类食物消费量乘以城市人口比重加上农村人均各类食物消费量乘以农村人口比重, 得出全国人均各类食物消费量。1992-2011年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人均食物消费量数据来自FAO官方网站(http://www.fao.org/statistics/zh/), 运用上述的方法得出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人均食物消费量, 运用Excel 2007进行数据分析。

我国耗粮型与非耗粮型肉食产量的稳定与否关系到肉类总产量的稳定性。选取1982-2012年我国耗粮型和非耗粮型肉类产量作为分析变量, 通过对这一时间序列数据在Eviews 6.0下进行H-P滤波[11]分解, 使序列中的趋势成分与波动成分剥离, 以便于分别分析说明。

时间序列数据是长期的趋势性因素与短期的波动性因素融合、交叉的产物, 其总体表现形式为波动中上升, 或者波动中下降。H-P滤波法原理如下:

设{Yt}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 { YtT}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 { Ytc}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 则Yt= YtT+ Ytc, t=1, 2, ..., T。计算H-P滤波就是把{ YtT}从Yt中分离出来。把趋势成分从经济时间序列中分离出来, 把时间序列中的长期趋势部分和短期波动部分分离开来。从肉类产量的时间序列中分离出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 长期趋势主要表现为稳定性的、趋势性的和内生性的可用于预测的方面, 短期波动则主要用来体现时间序列的周期和波动性等方面的问题[12]。

2 结果
2.1 我国居民食物中粮食、耗粮型肉食和非耗粮型肉食消费量

1992-2012年间, 我国居民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92年的221.40 kg· a-1下降到2012年的119.32 kg· a-1, 下降了约46%(图1)。而我国居民耗粮型肉食和非耗粮型肉类消耗量呈现出向上增长的趋势。20年间, 耗粮型肉类和非耗粮型肉类消耗的比率从6︰1下降到了2︰1。因此, 肉类消耗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逐渐增加, 粮食消耗在逐步下降。

图1 1992-2012年我国居民年人均耗粮型肉类、非耗粮型肉类和粮食消费量Fig.1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grain-consumption meat, non-grain-consumption meat and grain during 1992 to 2012 in China

从1992年开始, 我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耗中, 粮食消耗︰耗粮型肉类消耗︰非耗粮型肉类消耗由11.09︰6.36︰1下降到2012年的3.50︰2.68︰1(图2)。在1992到2012年20年间, 按照粮食消耗量与非耗粮型肉类消费量的比一段时间内的变化速率(+1.5或-1.5)可以把1992-2012年我国居民年人均粮食、耗粮型肉食和非耗粮型肉食消费量之比分为5个阶段:1)1992-1995年, 我国刚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居民膳食结构还处于大量消耗粮食的阶段, 膳食结构单一, 肉类消耗也主要以猪肉为代表的耗粮型肉类消耗为主。我国居民这一阶段的平均粮食消耗量︰耗粮型肉类消耗量︰非耗粮型肉类消耗量为70︰6.27︰1(1992-1995年4年的平均值之比)。2)1995-1998年,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有了初步的变化, 粮食消耗明显降低, 以猪肉为主的耗粮型肉类也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一阶段我国居民的平均粮食消耗量︰耗粮型肉类消耗量︰非耗粮型肉类消耗量为58.87︰6.15︰1。3)1998-2003年, 人均粮食消耗下降速率最快的阶段, 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居民膳食种类向多样化发展, 我国居民这一阶段的平均粮食消耗量︰耗粮型肉类消耗量︰非耗粮型肉类消耗量为30.38︰4.12︰1。4)2003-2008年, 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由上一阶段的形成到趋于平稳, 这一阶段的平均粮食消耗量︰耗粮型肉类消耗量︰非耗粮型肉类消耗量为13.06︰2.53︰1。5)2008-2012年, 我国人均GDP超过了30 000元, 居民消费趋于多样化, 膳食结构逐渐丰富稳定, 我国居民这一阶段的平均粮食消耗量︰耗粮型肉类消耗量︰非耗粮型肉类消耗量为11.08︰2.72︰1。截止到2012年, 我国居民膳食结构日渐趋于合理, 粮食消耗与肉类产品消耗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比例不断趋于稳定。

图2 1992-2012年我国居民年人均粮食、耗粮型肉食和非耗粮型肉食消费量之比Fig.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grain, grain-consumption meat and non-grain-consumption meat during 1992 to 2012 in China

2.2 我国居民食物消耗与其它国家的对比

根据我国居民年人均粮食、耗粮型肉食和非耗粮型肉食消费量之比的5个阶段划分的年度, 进行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对比说明(图3), 1992-2011年, 人均谷物消费量除了中国人均变化量由221.40 kg· a-1下降到124.58 kg· a-1, 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均谷物消费量基本保持100 kg· a-1左右, 20年间基本没有大变化; 1992-2011年, 人均耗粮型肉类消费量除了中国人均变化量由19.96 kg· a-1上升到33.66 kg· a-1, 其它国家和地区均基本保持稳定; 1992-2011年, 人均非耗粮型肉类消费量除了中国人均变化量由3.14 kg· a-1上升到12.49 kg· a-1之外, 其它国家和地区基本保持稳定的状态。由此说明, 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在1991-2011年之间, 发生了剧烈的改变, 人均粮食消耗量的下降和人均肉类食物消耗量的上升逐渐使得中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向发达国家和地区靠拢, 2011年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耗量基本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持平, 人均耗粮型肉类消耗量和人均非耗粮型肉类消耗量相比发达国家和地区还相差甚远[13], 因此, 今后我国发展耗粮型以及非耗粮型肉类的任务艰巨。

图3 1992-2011年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人均食物消费量Fig.3 Food consumption of China, USA, Japan and Europe during 1992 and 2011

2.3 耗粮型与非耗粮型肉类产量稳定性及增长趋势H-P滤波分析

图4为1982-2012年我国耗粮型肉产量H-P滤波图, 耗粮指出向为观测值, 趋势指向为剔除了波动成分的趋势值, 波动指向为去除趋势部分的波动值, 即去除趋势成分的年实际增长值, 为30年间的波动状况, 波动越小, 说明越稳定。从趋势线平稳上升可以得出, 30年间我国耗粮型肉类产量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膳食结构逐步改善, 到2000年左右, 我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 经济上的突破带来居民消费达到新的水平, 以猪肉为主的耗粮型肉类产量出现拐点, 1982-2000年的增长趋势较2000-2012年迅速, 充分说明2000年以前我国耗粮型肉类产量增长速度大于2000年以后。因此, 1982-2012年, 我国耗粮型肉类产量呈现平稳增长, 但总体增长速度呈放缓趋势。

图4 1982-2012年我国耗粮型肉产量H-P滤波图Fig.4 H-P filter of Chinese grain-consumption meat yield during 1982 to 2012

图4中的波动指向为我国耗粮型肉类产量1982-2012年30年间的波动状况。自1982年起至2012年止, 按照大于300万t的波峰划分, 可以把1982-2012年我国耗粮型肉类产量分成两个阶段:第1阶段为1982-1995年, 周期为13年, 波动幅度为-250万~490万t, 阶段波动图呈先落后升的走向。第2阶段为1995-2012年, 周期为17年, 波动幅度为-425万~490万t之间, 此阶段波动图也呈先落后升的走向。总体波动幅度除去最大值490万t和最小值-425万t, 在-300万~300万t之间浮动, 波动最大的2007年主要是由于当年的猪肉荒引起的。经以上稳定性分析可以得出, 1982-2012年我国耗粮型肉类产量增长的波动性周期性强, 趋势走向规律性强, 总体波动幅度在-300万~300万t, 且较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 进入2000年后波动呈放大趋势, 较之第1阶段, 我国耗粮型肉类产量目前处于波动上升的阶段。

图5为1982-2012年我国非耗粮型肉产量H-P滤波图, 观测值、趋势与波动所指含义同图4, 其中波动指向为我国非耗粮型肉类产量的1982-2012年30年间的波动状况, 波动越小, 说明越稳定。我国非耗粮型肉类产量处上升趋势, 2000年以后增速放缓。通过对1982-2012年我国年猪牛羊肉和粮食产量H-P滤波趋势值的相关性分析, 耗粮型肉类产量与粮食的年产量趋势相关系数高达0.88, 非耗粮型肉类产量与粮食的增长趋势相关系数为0.87。这充分说明了我国肉类产量与粮食产量的紧密关系。30年间的波动状况, 自1982年起至2012年止, 按照大于50万t的波峰划分, 可以把1982-2012年我国非耗粮型肉类产量分成两个阶段:第1阶段为1982-1995年, 周期为13年, 波动幅度为-57万~97万t, 阶段波动图呈右倾的V字。第2阶段:1995-2012年, 周期为17年, 波动幅度为-35万~97万t, 此阶段波动图呈不断波动且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的状态。总体波动幅度除去最大值97万t和最小值-57万t, 在-40万~50万t之间浮动。经以上稳定性分析可以得出, 1982-2012年我国非耗粮型肉类产量增长的波动性周期分两个阶段, 趋势走向规律为先降后升, 总体波动幅度在-40万~50万t, 且较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 进入2000年后波动呈缩小趋势, 较之第1阶段, 我国非耗粮型肉类产量目前处于波动上升的阶段。较之耗粮型肉类产量, 进入2000年后, 非耗粮型肉类产量的波动幅度比较小, 产量稳定性大。

图5 1982-2012年我国非耗粮型肉类产量H-P滤波图Fig.5 H-P filter of Chinese non-grain-consumption meat yield during 1982 to 2012

2.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H-P滤波分析

1978-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观测值为粮食所指向(图6); 趋势指向为粮食产量的增长趋势; 波动指向为年实际增长值, 即我国粮食产量30年间的波动状况, 波动越小, 说明越稳定。这一时间段我国粮食产量处上升趋势, 2000年以后增速放缓。我国粮食产量自1978年起至2012年止, 按照大于2 000万t的波峰划分, 可以把1978-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分成3个阶段:第1阶段, 1978-1984年, 周期为7年; 第2阶段, 1984-1998年, 周期为14年; 第3阶段, 1998-2012年, 周期为14年, 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波动处于第3阶段的上升期。1998年到2003年由于耕地数量的下降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2003年国家开始实施鼓励农民种植粮食的惠农政策, 之后粮食产量出现持续增长。经过观察, 2000年后, 我国粮食产量波动幅度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减小, 表明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在逐渐减小。

图6 1978-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H-P滤波图Fig.6 H-P filter of Chinese grain yield during 1978 to 2012

3 讨论
3.1 猪粮农业是对我国目前居民膳食结构的真实写照

传统的“ 猪粮农业” 依旧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广泛存在, 其系统产出主要是肉类和粮食, 而肉类主要是通过粮食喂食动物转化而来, 猪肉是我国农业系统的重要肉类产出。目前, 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谷物所占比例仍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但总体趋势在下降, 同时, 肉食类产品消费量在上升。而且耗粮型肉类产量在逐年迅速上升, 非耗粮型肉类产量也呈上升趋势但是相比耗粮型肉类, 仍居于劣势地位。居民膳食结构中谷物消耗的下降量必然不能够满足耗粮型肉类生产所需的耗粮量。作为食物产出系统的我国现有农业系统, 能否应对来自粮食消耗量上升与肉类消耗量同时上升这一趋势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所要思考的。这就要求我国农业系统需要顺应、调整, 以满足我国居民肉食消耗日渐增多的需求。膳食结构的升级换代给我国现有的农业系统带来新的挑战。

3.2 我国农业结构如何调整以适应肉类需求的增长

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调整对非耗粮型肉类需求的增长以及其它肉类需求的增长和粮食以及饲料粮需求的增长, 将使我国农业系统结构向肉类产出和谷物产出偏移。耗粮型肉类中, 猪肉占据绝大部分。中国是世界上猪肉第一生产大国, 2010年中国猪肉产量达5 030万t, 约占中国肉类总产量的65.2%和世界猪肉总产量的46.7%[14]。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 2014年全国猪肉产量为5 671万t, 较2013年增长3.2%; 占肉类总产量65.1%, 占世界猪肉总产量的51.2%。2014年, 我国人均猪肉产量高达41.5 kg[15]。猪是耗粮型家畜, 对于猪肉需求量的增大转化为饲料粮的需求量的增大, 按猪肉在耗粮型肉类产量中的69%的比例来算, 把猪肉和饲料换算成统一的食物单位, 肥猪(饲料转化率最高的猪)肉与所用饲料比例大约是1︰3, 每生产1 kg的猪肉, 需要消耗3 kg饲料[16]。2014年我国人口总量是136 782万人, 人均猪肉产量为41.5 kg, 则估算人均饲料粮消费量为124.5 kg, 猪肉耗粮量估值为17 029.36万t。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的目标值为54 000万t(数据来源于《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 我国猪肉的产量与粮食产量密不可分, 我国粮食产量的一半左右被用作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17]。虽然截止到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2020年的目标, 但猪肉生产巨大的耗粮量以及粮食产量增长潜力的逐渐萎缩之间的矛盾不容小觑。究其原因, 我国传统的农业结构是以养猪为主, 以猪肉为主, 农业结构的不合理, 造成了这种猪肉一家独大的局面。而我国的膳食结构升级换代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肉食摄入量的逐渐增加, 要求肉食品产量的增加, 这必将给这种局面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相应地现有的农业结构所要承担的压力自然与日俱增。这种压力既推动着人们膳食结构的升级换代, 又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应对其带来的问题。转变依靠传统农业结构进行食物生产的思想, 推动人们整体食物消费观念向健康方向转变, 进而推动农业结构的转变。由以猪肉为主的“ 猪-粮” 型农业结构向草地农业结构转变[18], 在保证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升级换代的前提下, 减少粮食缺少带来的压力, 同时, 也可以减少耕地的占用以及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2014 年2 月26 日, 农业部于官网发布《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19], 对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提出意见, 这将给畜牧业的集约化发展带来启发, 尤其是发展畜牧业的家庭农场。

3.3 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 草地农业

据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2003年的食草型家畜(马、牛、羊等)与耗粮型家畜(猪等)的数量比例为21.86︰100, 相比世界均值73.68︰100, 在全球处于最低水平, 中国共饲养4.6 亿头猪, 粮食年产量的35%用于饲料。相比产粮大国美国, 贫粮国中国, 猪肉产量却接近世界总产量的一半(47.18%), 远远高于美国的只占全世界9%的猪肉产量。传统形成的“ 猪-粮” 农业系统使得我国生猪饲养量过多, 家畜特别是猪的饲养过程中与人的食物大致相同, 发展至今, 用于生产饲料的粮食大于生产人的食物所用的粮食, 这明显地使得我国粮食产量的压力大大增加[20, 21, 22]。任继周[23]认为我国“ 以粮为纲” 的传统农业先天性系统缺陷明显, 忽视草食畜牧业的传统农业可能是主要原因。传统的以粮为主的农业侧重于粮食生产, 而忽视了家畜与粮食需求的关系, 单一地考虑粮食生产必然造成集中所有的生产资源用于粮食生产, 从而使得传统的农业生态系统以粮为纲, 而非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 以至于目前的“ 猪-粮” 农业结构效率低下[24]。我国传统农业结构由于需要饲养家畜对饲料粮需求量非常大, 给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饲料用粮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真正压力[13]。草地农业是草地与农田、林地相结合、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相结合、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结合、产品生产与流通相结合, 包括前植物生产层(含风景、旅游、自然保护区等)、植物生产层(含牧草、作物、林果等)、动物生产层(含家畜、野生动物等)、后生物生产层(含植物和动物产品的加工及流通等)。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现代化综合农业系统, 突破了“ 以粮为纲” 的思维定势, 使草业与林业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等其它农业系统耦合, 成为大农业系统[25]。在我国, 草地为陆地总面积的50%左右[26], 我国农区有宜农荒地3 535万hm2, 青饲料生产基地约133.3万hm2, 粮草轮作基地400万h m227, 充分利用这50%的陆地面积和广大的农区宜农荒地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 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和调整我国居民膳食结构有着重大的意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杨宏斌. 加入WTO对中印粮食安全的影响. 南亚研究, 2001(5): 53-56.
Yang H B. Impact of admission of China and India into WTO on food security of the two countries. South Asian Studies, 2001(5): 53-56.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 惠尔宝.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与钙摄入量研究. (2012-06-03)[2015-04-30]http://blog.sina.com.cn/s/blog_9171b0e201010hox.html. [本文引用:1]
[3] 翟凤英, 王惠君, 杜树发, 何宇纳, 王志宏, 葛可佑, Popkin B M.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与营养状况变迁追踪. 医学研究杂志, 2006, 35(4): 3-6.
Zhai F Y, Wang H J, Du S F, He Y N, Wang Z H, Ge K Y, Popkin B M. Change trace of Chinese citizen’s diet structure and nutritio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2006, 35(4): 3-6.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4] 孙廷艳, 唐增, 尚振艳. 庆阳市食物消费结构与土地资源需求. 草业科学, 2015, 32(9): 1518-1523.
Sun T Y, Tang Z, Shang Z Y. The requirements for land resources based on food consumption patterns: A case study in Qingyang.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5, 32(9): 1518-1523.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年度数据, 人民生活指标. [2015-04-30]. http: //www. stats. gov. cn/.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ficial Website. Annual Data. People's living level index. [2015-04-30]. http://www.stats.gov.cn/.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6] 叶明华. 中国粮食实现稳定增产了吗?——基于1978-2009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的H-P滤波分解. 财贸研究, 2012(3): 15-22.
Ye M H. Has Chinese crop production increased stably? Based on crop production H-P filter in major crop producing areas: 1978-2009.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12(3): 15-22.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7] 高帆. 我国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及增长趋势: 基于H-P滤波法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家, 2009(5): 57-69.
Gao F. The volatility and growth trend of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H-P filtering method. Economist, 2009(5): 57-69.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8] 江六一, 丁家云, 周正平. 我国猪肉价格波动规律及调控对策研究——基于H-P滤波法的实证分析. 经济问题探索, 2014(9): 96-101.
Jiang L Y, Ding J Y, Zhou Z P. Research on pork price fluctuation and controlling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4(9): 96-101.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9] 周晓媛. 我国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及影响效应研究. 重庆: 重庆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Zhou X Y. Research on China’s pork price fluctuation factors and effects. Masters Thesis. Chongq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2012.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0] 岳冬冬. 中国生猪生产波动研究.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Yue D D. Study on the fluctuation of hog production in China. PhD Thesis. Yangling: Northwest Agriculture & Forestry University, 2011.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1] Hodrick R J, Prescott E C. Postwar U. 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81, 29(1): 1-16. [本文引用:1]
[12]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应用及实例. 第2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40-41.
Gao T M.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Modeling: Eviews Applications and Examples. 2nd Editio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9: 40-41.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3] 高鹏, 王召锋, 常生华, 侯扶江. 西北主要生态区家畜生产特征及发展对策分析. 草业科学, 2014, 31(12): 2316-2322.
Gao P, Wang Z F, Chang S H, Hou F J. Livestock production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main ecological regions of northwest of China.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4, 31(12): 2316-2322. (in Chinese) [本文引用:2]
[14] 周行. 基于物联网的我国猪肉供应链管理研究. 郑州: 河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Zhou X. The research of pork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of China. Master Thesis.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1.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5] 孙京新, 黄明, 我国猪肉加工产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可持续发展建议. 养猪, 2015(3): 62-64.
Sun J X, Huang M. Curr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sustainabl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pork processing industry. Swine Production, 2015(3): 62-64.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6] 任继周. 我国传统农业结构不改变不行了——粮食九连增后的隐忧. 草业学报, 2013, 22(3): 1-5.
Ren J Z. We have to change Chines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 now——Hidden trouble under the nine serially increase of grain.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13, 22(3): 1-5.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7] 李向林, 万里强, 何峰. 南方草地农业潜力及其食物安全意义. 科技导报, 2007, 25(9): 9-16.
Li X L, Wan L Q, He F. Potential of grassland agri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food security. Science&Technology Review, 2007, 25(9): 9-16.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8] 侯向阳. 我国草牧业发展理论及科技支撑重点. 草业科学, 2015, 32(5): 823-827.
Hou X Y. Th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key suppor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of grassland and animal husband ry in China.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5, 32(5): 823-827.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19]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03-11)[2015-04-30]. http://www.moa.gov.cn/zwllm/zcfg/nybgz/201403/t20140311_3809883.htm. [本文引用:1]
[20] Brown L B. Eco-Economy: Building an Economy for the Earth.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1-23. [本文引用:1]
[21] Brown L B. Plan B: Rescuing a Planet Under Stress and A Civilization in Troubl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2003: 11-19, 27-32, 34-35, 37, 39. [本文引用:1]
[22] Brown L B. Tough Choice: Who Will Feed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2002: 1-25. [本文引用:1]
[23] 任继周. 论华夏农耕文化发展过程及其重农思想的演替. 中国农史, 2005(2): 53-59.
Ren J Z. On developmetal process of Chinese agrarian culture and evolution of its agriculture priority ideas.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05(2): 53-59.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4] 任继周, 林慧龙, 未丽. 草地农业是甘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草地学报, 2009, 17(4): 405-413.
Ren J Z, Lin H L, Wei L. Grassland farming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Gansu Province. Acta Agrestia Sinica, 2009, 17(4): 405-413.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5] 任继周. 藏粮于草施行草地农业系统, 草业学报, 2002, 11(1): 1-4.
Ren J Z. Establishment of an agro-grassland systems for grain storage——A thought on re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framework in Western China.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02, 11(1): 1-4.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6] 林慧龙. 草地农业: 从结构性描述到精确化发展刍议. 草业科学, 2007, 24(6): 55-62.
Lin H L. Pastoral agriculture science goes through structural description stage to precise development stage.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07, 24(6): 55-62.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
[27] 任继周, 林慧龙. 农区种草是改进农业系统、保证粮食安全的重大步骤. 草业学报, 2009, 18(5): 1-9.
Ren J X, Lin H L. Promoting pratacul ture development in arable region to ameliorate the farming system and insure food security in China.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09, 18(5): 1-9. (in Chinese) [本文引用:1]